【毅行栖中】致敬人民教师——质夫精神的内核

1924年，黄质夫从国立东南大学农艺系毕业，在当时拥有这样学历的人并不多，算得上是中高级知识分子，完全可以不到乡村，在大都市的学校、科研机构乃至政府机关谋得一个不错的职位，过上舒适的生活。然而，他从毕业离校那一天起，就身居江苏、浙江乡村和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，主持乡村师范学校工作，先后有20年之久，在实践中努力建构乡村师范教育理论体系。如果不是1945年因车祸导致左耳失聪，他肯定会在乡村师范学校的职位上继续工作。中国最广大的乡村，不仅交通落后，而且经济贫穷、思想愚昧、文化空白。五四时期虽有不少知识分子在平民主义的感召下，纷纷呼吁甚至结伴“到民间去”“到乡村去”，然而热情过后，留在乡村的人少之又少。那么，是什么样的信仰支撑着黄质夫长期工作生活在乡村，任劳任怨，无怨无悔？他在乡村又是怎样团结和引领师生，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、全国知名？在学校取得不俗的成绩时，他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？透过这三个方面，我们才能真切地把握黄质夫先生的精神内核。

黄质夫先生塑像

  首先，爱国家、爱人民。任何一个时代的先进分子，他绝不会局限于个人的利益得失，而是放眼国家民族和广大民众的福祉。黄质夫生活的时代，中国社会积贫积弱，工商业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，但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非常之小，全国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最广大的乡村，农业经济仍然是立国的基础。他认为：“教育是人类改进生活的工具，促进社会进展的原动力。”乡村社会的进步，必依赖于乡村教育的发展。因此，他又说：“我们今后要想对外谋民族的生存竞争，对内谋社会的改革进展，哪能不赶紧去提倡乡村教育和实施乡村教育？”（黄质夫《乡村实施教育》）由此可见，对外谋民族的生存竞争，对内谋社会的改革进展，这是他作为时代先进分子长期从事乡村教育的思想根源和精神动力。

  其次，知行合一。中国传统教育以培养牧民之才为己任，向来不注意国民生活之需要。近代新教育决不能再制造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的士大夫，而是要大量培植手脑并用、知行合一的社会建设人才。黄质夫说：“我们要实践行的教育”，“今日师范教育努力之途径，当以实践为要务，一切高谈阔论，都应摒弃师范教育范畴之外”（黄质夫《实践的师范教育》）。他主张“工学应合一”，使学生“具有知行合一的精神”（黄质夫《我们的主张与实施》）。因此，他在乡村始终强调实施劳动生产训练的重要。国立贵州师范在抗日战争处于相峙阶段、物资极度缺乏的艰苦时期，经过四五年的发展，“弦歌有堂，锻炼有场，牛羊成群，稻谷盈仓，交通有道，自卫有枪以及员生生活之改善，图书仪器之增购，社会教育之推行，救灾恤邻之举办，各项费用无一不取自于生产劳动之所得。”（黄质夫《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生产劳动训练·绪言》）。知行合一是黄质夫实施乡村教育的基本理念，也是他躬亲实行的基本准则。

  再次，功高不居，劳而无怨。黄质夫毕业后应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之聘，即往苏北高邮界首镇创办乡村分校。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古楳先生1925年从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毕业后，即赴界首乡师服务，深为黄质夫的生产劳动训练所折服。他说：“我们不仅在校内施教，并且常到农家去观察、访问、讲演、宣传、劝学，所涉及的问题，或是卫生，或是农事，或是教育，或是时事政治，深入浅出的方法，尤为主任黄君的特长，因此，农民极乐意和他谈话。”他还说“五师分校有特殊的精神，就是脚踏实地，不务虚名”（古楳《回忆在界首乡师的生活》）。此种精神，又何尝不是黄质夫的精神呢！他1927年于北伐战争的炮火中，置生死于不顾，前往接受栖霞乡村师范，经过短短两三年的经营，使栖霞乡师成为全国知名的乡村师范，比肩其师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，各地前往游观者不绝于道。在他主持贵州国立师范学校工作时，校中同仁把他比作“固执的牛”。鲁迅先生曾以“俯首甘为孺子牛"自励，他也写了一首《愧不如牛》诗，既是自谦，也是自励。诗云：“功高不居，劳而无怨。生前享受无多，死后捐躯为人。”黄质夫先生虽然于乡村教育事业贡献卓著，但他勤劳、踏实、坚毅、纯朴，志在谋求国族和民众福祉，故而能不邀名利，劳而无怨。

  黄质夫先生虽然已离世多年，但在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，他的精神不仅没有褪色，而且更加闪耀，更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。

本文摘自江苏人民出版社《质夫精神照我行》（2018年3月第一版）。作者王文岭，黄飞。